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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中国文学中的极美与极丑******

　　作者：刘书刚（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）

　　美与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、艺术品鉴中都广泛使用的一对概念。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种，文学自然是以美为尚的，俊美的人物，精美的器物，赏心悦目的风物景观，凡此种种历来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。不过，触发审美愉悦的机制是复杂的，有时候，对一些丑陋怪奇的事物的精妙描写，同样也可让人在惊心骇目之后欢喜赞叹，审丑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。在早期中国文学中，极美与极丑的书写即已大量存在，这类尝试既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想象力，也可促进表达技艺的提升，对于文学的演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　　一

　　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美好之下往往暗藏凶险。《左传》记载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桃色故事：夏姬是美色冠绝于世的一位奇女子，陈灵公及两位大臣孔宁、仪行父与之私通，身遭篡弑亡国之祸；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入陈，被掳回的夏姬又成为楚国君臣垂涎、争夺的对象。最终，申公巫臣运用智术，携夏姬奔往晋国，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在楚国的一切，也让宗族陷入灾难。夏姬的女儿同样是天生尤物，叔向想要聘娶，母亲劝阻他，指出“甚美必有甚恶”。“天钟美于是，将必以是大有败也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）夏姬母女那惊人的颜值，与一众相关男性的悲惨命运，无疑给当时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。将灾祸归结于女色，对夏姬等女性并不公允，只是，极美之物在散发出难以抵御的魅惑的同时，也让人心生恐惧，这颇合乎常情。

　　叔向母亲阐述的美恶相生，主要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的祸福相倚之理，《老子》又将这些朴素的智慧，提炼为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”（《老子》第二章）等警句。庄子则在极美、极丑两端同时发力书写，借以阐发自己的诸多思想，其另辟蹊径的思考，与别具风姿的文学风格正相适配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。

　　极美、极丑的书写，都出现在庄子对得道之人，亦即所谓“神人”“至人”的描绘中。《逍遥游》篇中的神人是华美而曼妙的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。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这纯粹而高洁的神人，居住在遥远的姑射之山，超脱于凡俗的人间，游走在广阔的空间里，怡然自得，自如无碍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他诸子所盛称的“圣人”，往往呈现为睿智深沉的中老年男性的样貌，唯独庄子笔下的神人，虽不能明确其性别，就其描述来看，无疑有着浓郁的女性色彩。这种设定究竟有何深意，是庄子留给后人的一个谜团，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如此令人神往的形象，无疑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天分。

　　饶有趣味的是，在庄子笔下，很多境界极高的人物又是身体畸形、残缺而丑陋的。《德充符》篇中集中描写了这类人物，他们寄托着庄子的人格理想，却有着奇怪的样貌。王骀为兀者，不知是因为先天的残疾，还是后天的处世不谨招致祸患而丧失一足，但其弟子徒属竟然跟孔子一样多，他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？更夸张的是哀骀它，他“以恶骇天下”，奇丑无比，“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。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‘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’者，十数而未止也。”男子追随他不忍离去，女子甘愿为其做妾，这莫名其妙的吸引力，与其无与伦比的丑恶，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至于“闉跂支离无唇”“甕[~符号~]大瘿”等人，从名字就可看出形体的怪异，或身形卷曲没有嘴唇，或长有恶瘤大如甕[~符号~]，但他们都让拥有权势的君主一见倾心。显然，庄子试图以此表明，外在的形貌无足轻重，这些怪人之所以有奇异的魅力，是因为他们内在完满充足的德行。

　　身体的畸形、残缺，有时来自造化那无可抗拒的伟力。庄子对于宇宙万物无休无止的运转有着深刻的认识，每一个个体，都裹挟在无穷无尽的变化中，都难免经历不知缘由、不可预测的变形记。他描写过一个叫子舆的人，因为一场大病，变得“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，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句赘指天，阴阳之气有沴”。由于佝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他的脸颊低垂到肚脐处，肩膀高于头顶，五脏六腑因此都在身体上端，体内的阴阳之气也紊乱无序。但他“心闲而无事，跰[~符号~]而鉴于井，曰：‘嗟乎！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！’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他知道，这丑陋由造物赋予，与其不接受，甚至心生厌恶，何如以审美的心态，来观察造物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。庄子常以“观化”的态度来面对天地自然，变化本为世界之常态，降临在自己身上又何足为怪；而形体的转变越是丑陋，越是不忍直视，就越能凸显体道之人安时处顺的淡然。

　　庄子十分关注美、丑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，并质疑人们区分美丑的标准。何为美？何为丑？种种据以评断的原则，往往不过是个人的偏见。他用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来说明这点：“猨猵狙以为雌，麋与鹿交，[~符号~]与鱼游。毛嫱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鱼见之深入，鸟见之高飞，麋鹿见之决骤。”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猿猴与猵狙为匹偶，麋与鹿、[~符号~]与鱼相交，举世称艳的美女，在鸟兽眼中却是可怕的怪物，所谓的沉鱼落雁，实际上是避之唯恐不及。与此同理，每个人都有其喜好，有各自的审美标准，如果强迫别人与自己一致，或者自以为美，就会让人感到厌烦。“阳子之宋，宿于逆旅。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恶，恶者贵而美者贱。阳子问其故，逆旅小子对曰：‘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恶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。’”（《山木》）以美自居，甚至以此自傲，谁能跟这类人相处而不感到别扭、尴尬呢？庄子力证美、丑之别并无一定之规，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事物无比丰富的差异性，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天然的价值。

　　神人、至人等不妨美得惊人，也不妨丑得骇人，这本身就说明，美、丑之类的区别在庄子心中并不重要，它们不过是人们强加于事物的，何尝损益事物之本真。虽然无所偏颇，但整体而言，极美与极丑之间，庄子书写后者时花费了更多笔墨，因为这有助于他破除人们的常识与偏见。虽以丑陋为描绘对象，但他纵横肆意的想象力和恣纵鼓舞的行文，无疑制造了一道奇崛的文学景观，闻一多先生即盛赞庄子写丑，说他开出了中国文学中“以丑为美”的新境界。

　　二

　　庄子在文学上才华天纵，但书写极美、极丑的想法，未必是其一人独创，或许是受到了战国时代的娱乐文化和文学风气的影响。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为何富有女性色彩，缘由颇难确定，但在摹写极美的文学传统中，美女本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。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，女性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美好，女色又是王侯贵族的一种重要消遣之物，呈现其姣好面容、要袅身姿和动人情态，自是文学的题中之义，对于一些偏于通俗、助人欢乐的文体而言更是如此。庄子之后不久，宋玉就以描摹美人绝色的赋作为自己赢得了声望，也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华彩。

　　《高唐赋》《神女赋》无疑是宋玉用力最深的赋作。两赋情节、文势相连一贯，实可视作上下二篇。《高唐赋》叙述楚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，观览变幻莫测的云气，宋玉称其为巫山神女所幻化，而神女又曾向楚之先王自荐枕席。以云气为神女化身，或是因为女子那难以捉摸，又缭绕缠绵的魅力，正与云气相类。不过，此赋的主体部分转向了对高唐自然景观的描写，在《神女赋》中，宋玉才纵笔描摹又在楚王梦中现身的神女。赋中，楚王先复述了梦中所见：“其始来也，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；其少进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须臾之间，美貌横生。晔兮如华，温乎如莹。五色并驰，不可殚形。详而视之，夺人目精。”神女之来，如日月一般让楚王的眼前充满光亮，细细查看，又是如花似玉、五色相宣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令人心驰神荡。

　　楚王又令宋玉以赋写形，试图保留这短暂的印象：“其状峨峨，何可极言。貌丰盈以庄姝兮，苞温润之玉颜。眸子炯其精朗兮，瞭多美而可观。眉联娟以蛾扬兮，朱唇的其若丹。素质干之醲实兮，志解泰而体闲。既姽婳于幽静兮，又婆娑乎人间。”通过对其身体各个部位的铺写，宋玉尽可能地展现神女形貌的每一个细节，这位翩然入梦的女性完美无瑕，几乎荟萃了时人对女性之美的所有想象。楚王、宋玉的先后描述，实际是将神女一人容貌做两番描写，更便于作者铺排笔阵、倾泻词源，宋玉也确实不遗余力地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词汇量和骋词造句的能力。这种无所不及、纤悉必具的写生留影，既是赋体的典型修辞特色，也能满足作者的炫才之心。此后，巫山云雨成为成语，不知承载着多少狎思和欲望。

　　早期赋作多与宫廷娱乐活动有关，赋之一体原本有俳谐轻俗的特质。虽然语涉狭邪，高唐、神女二赋的行文实际十分文雅，神女虽入楚王梦中，却能以礼自持，让楚王空留怅惘，可见宋玉已开始尝试提升赋体品格。相较而言，《登徒子好色赋》更能彰显极言美色的风气与当时游娱文化之间的关联，并且，极美之外，此篇也着笔于极丑一面，美、丑两面双峰并峙，相映成趣。

　　登徒子向楚王诋毁宋玉好色，这是一个充满谐趣的场景，宋玉则从容辩解。他说自己东家有女，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。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；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。嫣然一笑，惑阳城，迷下蔡。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，至今未许也”。这位女子美得恰到好处，不假朱粉之修饰而天生丽质，但她越不可方物，就越能证明宋玉立身之谨严。至于登徒子，“其妻蓬头挛耳，齞唇历齿，旁行踽偻，又疥且痔。登徒子悦之，使有五子”。面对如斯丑妇尚不能克制欲望，究竟是谁好色，一目了然。宋玉夸张的自辩和夸诞的反击，无疑有让观者捧腹的效果。

　　书写极美是文学之当行本色，书写极丑则反映了追求谐谑的恶趣味。但这并非宋玉偶然涉笔，在当时的娱乐活动中，说丑与称美一样，可能都十分常见，为人喜爱。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中，有一篇名为《妄稽》的俗赋，可以证明极美、极丑的书写，在汉代仍然相当流行。

　　赋中，容貌德行俱佳的名族少年周春，在父母的安排下娶妄稽为妻，而妄稽的丑恶触目惊心，令人不敢直视：“妄稽为人，甚丑以恶。肿肵广肺，垂颡折额。臂夭八寸，指长二尺。股不盈骈，胫大五握。蔑畛领腋，食既相泽。勺乳绳萦，坐肄于席。尻若冣笱，膞膌格格。目若别杏，蓬髪颇白。年始十五，面尽魿腊。足若悬姜，胫若棪株。身若猬棘，必好抱躯。口臭腐鼠，必欲钳须。”即使想象力再充沛，恐怕也无法通过这大段的排比文字，在脑海中复原出妄稽的面貌，她几乎是一个全无人形的怪物。周春无法忍受与其一起生活，又纳虞士为妾，而虞士则是一位秀出人伦的美女：“色若春荣，身类[~符号~]素。赤唇白齿，长颈宜顾。□泽比丽，甚善行步。□□□……出辞和暇。手若阴蓬，足若踹卵。丰肉小骨，微细比转。眺目钩折，蚁犂睫管。”她让周春一见钟情，也得到万千宠爱。

　　妄稽不仅容貌丑陋，还既妒且悍。尽管虞士一再示好示弱，她还是不能接受妻妾共处的生活，对虞士大加迫害，此赋的情节也因此越来越离奇。为了使虞士免于灾难，周春甚至为其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堡垒，然而，在他外出之际，墉墙之坚，重门之深，还是阻挡不了妄稽的入侵。她劫走虞士，大加捶笞，虞士命悬一线，幸而周春及时赶回，方才逃得性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妄稽之丑与虞士之美，赋中都一写再写，极力铺衍。美、丑甚至有了相互催发的效果：妄稽越是丑拙暴虐，虞士就越发楚楚可怜。

　　这个看起来无法收场的故事，以妄稽病死终结，临终之际，她因为自己的残暴而露出悔意。周春为何会娶妄稽？此赋的一些情节事理上难以索解。不过，“妄稽”即无稽之意，表明此赋纯属虚构，并无意于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。对于当时的读者或观众而言，从极美、极丑的反差中，从丑妇作怪的戏剧性情节里获得愉悦，才是赋作最主要的功能，此篇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戏谑、调笑色彩。《妄稽》篇已有残缺，据整理者推算，原文当有三千余字，篇幅不可谓短，堪称早期文学中极美、极丑书写的集成之作。

　　在赋体文学中，摹写美人是一个经典题材，宋玉之后，曹植《洛神赋》最为知名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丑妇书写在赋体中也代有所作，甚至不乏佳构。相传潘越即有《丑妇赋》，可惜已经亡佚，敦煌文献中则保存了赵洽《丑妇赋》与《丑女缘起》等篇，明清之时，仍有人以此为题进行创作。必须承认，无论是书写美人还是丑妇，都有物化女性的嫌疑，但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，这些书写既为文人提供了炫耀才华的契机，也给读者带来开怀一笑的愉悦。

　　极美、极丑的书写，庄子借之阐发哲思，破解人们的执念和偏见，《妄稽》作为一篇故事赋，主要功能在于取悦观众、佐人清欢，至于宋玉，他的赋作有偏向于俗的一面，也有化俗为雅的努力。总之，这组题材出入雅俗之间，有着丰富的面向和多样的精彩。进一步说，极美、极丑的意象在早期中国文学中实际有广泛的存在。《诗经》中有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硕人，也有肮脏的籧篨、戚施；屈原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香草美人与粪壤萧艾，也是用美、丑的对比，来形容诗人与污浊尘世的格格不入。推想事物的极端状态并极力描写，是思维与语言的双重实验，会迫使学人才士们神思飞扬，也要求撰文者提升表达技艺和修辞功力，这无疑有助于拓展文学的疆域，推动文学史的前进和发展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09日 13版）

古代皇家园林中的祥瑞******

　　贾珺

　　宋徽宗赵佶绘《瑞鹤图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

　　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祥瑞，在史书中留下了大量记载。

　　所谓“祥瑞”，就是突然降临人间的甘霖、彩云、神兽、仙禽、佳卉等稀罕之物，被认为是上天的嘉示，带有吉祥的征兆，寓意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古时每逢祥瑞出现，大臣都会上表庆贺，建议给天子加上尊号。

　　经过历朝历代的大力收罗，祥瑞的名目越来越多：以麒麟、凤凰、神龟、神龙、白虎“五灵”为最高的“嘉瑞”，以景星、庆云等六十四种天象为“大瑞”，以白狼、赤兔等二十八种走兽为“上瑞”，以苍鸟、赤雁等三十二种禽鸟为“中瑞”，以嘉禾、芝草、木连理等十四种植物为“下瑞”，后来又加上铜鼎、铜钟、玉罄、玉璧等器物，是为“杂瑞”，真是五花八门，蔚然大观。九州各地的山林郊野、城镇乡村，都留下过祥瑞的踪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重要的祥瑞都以皇家园林为舞台，显得绚丽夺目。

　　元朔六年（前123年）十月，汉武帝刘彻在苑囿游猎时捕获了一只独角、五蹄的怪兽，他认为很吉利，便改年号为“元狩”。次年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进击河西，连续击败匈奴各部，夺取祁连山，一路战果辉煌。

　　约在同一时期，建章宫的后阁重栏又跑出来一只怪兽，它的样子像是麋鹿，却又不是麋鹿。汉武帝亲往探看，见左右无人识得，便召东方朔前来辨认。东方朔先索要了大批赏赐，而后才告知汉武帝此兽的牙齿前后整齐如骑兵，名为“驺牙”，属祥瑞性质，预示着远方将有蛮夷归附。果然，一年后，匈奴浑邪王率十余万部族归降汉朝。

　　始元元年（前86年）二月，建章宫的太液池里降落了许多黄鹄，被视为汉朝“土德”的象征，汉昭帝刘弗陵为之作诗：“黄鹄飞兮下建章，羽肃肃兮行跄跄，金为衣兮菊为裳。唼喋荷荇，出入蒹葭。自顾菲薄，愧尔嘉祥。”在古书中，黄鹄是一种能高飞千里的神鸟，实际上或许是羽毛偏黄的天鹅。

　　汉昭帝没有子嗣，元凤三年（前78年）春传来报告，说上林苑中有一株枯柳重新长出枝叶，虫食其叶，噬出“公孙病已立”五个字，颇为怪异。后来有人解释道，“公孙病已”指的是前任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，刘病已长期流落民间，后养于掖庭，改名为刘询。这也是一个祥瑞，预示着他应该继位为君。元平元年（前74年）少帝刘贺被废后，霍光等大臣便拥刘询即位，是为汉宣帝。

　　元人绘《嘉禾图》现藏于台北故宫

　　元康四年（前62年）三月，成千上万的五彩神雀云集于上林苑，汉宣帝遂在第二年改年号为“神爵”——古时的“爵”通“雀”。之后几年中，不断有凤凰、神雀和甘露降临，汉宣帝在上林苑内建了一座凤凰殿，以示嘉祥。

　　洛阳华林园的前身是始建于东汉的芳林园。曹丕篡汉建立魏朝的第三年，有一大群秃鹫在芳林园的水池上聚集，说不清是凶是吉，搞得君臣不知所措。好在没过多久，水池边长出灵芝——这肯定是好兆头，众人方才松了一口气。

　　后来，魏明帝曹叡对芳林园大加扩建，还想把汉武帝在建章宫铸的承露盘搬过来。不料承露盘在搬运途中折断，魏明帝便下旨重铸了一尊，竖在园中，终于得到上天所降的“甘露”。曹植还奉旨专门作了一篇《承露盘颂》，以此来纪念这个祥瑞。

　　东晋迁都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仿洛阳旧制建华林园，格局相似，被之后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各朝继承。

　　宋文帝刘义隆的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，前期整顿朝政、减免赋税、复兴儒学，南朝的经济、文化一度有了很大发展。到后期，华林园中经常出现白獐、嘉禾之类的祥瑞，被认为是天下大治的吉相。但这段时间，王朝已然衰落，没过多久太子刘劭叛乱，宋文帝被叛将张超之所弑。

　　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，由于有紫气出现在华林园景阳楼上层西南的梁架之间，便将此楼更名为“景云楼”；清暑殿屋顶的鸱尾中央长出一棵五茎的嘉禾，由此更名为“嘉禾殿”；新建的一座琴堂，因堂前两棵橘树结出连理枝，被命名为“连玉堂”。宋孝武帝死后，长子刘子业继位，荒唐暴虐，很快就被叔叔、湘东王刘彧杀掉，几座建筑的名称又被改回。

　　刘彧登上皇位后，喜欢乘船在华林园的天渊池中游玩。一次，一条白鱼跳进了龙舟——《史记》记载当年周武王伐纣时，率军乘船渡河，也曾有白鱼入舟。这是一个大大的祥瑞，自然要吹嘘一番。

　　南齐建元三年（481年），华林园醴泉堂的东面升起一股圆形的祥云，周长十余丈，与景阳楼同高，五彩缤纷，光芒四射，缓缓向南飘浮，最后绕过长船，隐入天渊池——此情此景，很像外星人的飞碟出没。

　　至唐代，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临朝，唯恐人心不服，十分热衷于宣扬祥瑞。《唐诗纪事》记载天授二年（691年）腊月，有大臣诡称御苑中鲜花开放，是难得的祥瑞，以此诱骗武则天入园赏花，乘机发动叛乱。武则天识破了这个诡计，命人预先在园中四处装点假花，次日召群臣同游。预谋者见到隆冬之际百花绽放的奇景，以为天佑武后，便取消了原定的计划。

　　北宋景德五年（1008年）正月，宋真宗赵恒在宫中大宴群臣，即席宣布自己去年十一月做的一个奇怪的梦：有神仙告知只要在正殿虔诚做足一个月的道场，就能得到上天赏赐的“天书”。如今日期已满，不知是否应验？随后便有内司启奏，说左承天门南面的屋角鸱吻上挂着一卷黄帛，取下一看，果真是三篇“天书”。两天后，又有紫云覆盖宫殿，空中隐约有龙凤的影子。如此天降祥瑞，自然是普天同庆，宋真宗当即下旨改年号为“大中祥符”。

　　当年六月，“天书”再次在泰山醴泉北降临，地方官员连忙驰送京师，宋真宗亲自在皇家园林含芳园中奉迎天书，并将此园更名为“瑞圣园”。瑞圣园随即出现五彩云烟，又有一股形似凤凰的黄气在殿间萦绕，妙不可言。十月，宋真宗巡幸泰山，举行封禅大典。

　　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上元之次夕，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的宣德门上空祥云环绕，一群仙鹤上下盘旋。宋徽宗赵佶与臣民一同观赏了这番奇景，龙心大悦，亲笔御制《瑞鹤图》，还题诗为记。有学者考证，这群仙鹤并非天外来客，而是皇家园林延福宫中人工豢养的珍禽，整件事完全是自导自演的闹剧。十五年后，金军攻破开封，宋徽宗和其子宋钦宗赵桓被掳往北国，那些瑞鹤早已不知所终。

　　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许多地方遭遇旱灾，边关又不安宁，明世宗朱厚熜为此焦躁不安之时，听到大臣报告“内苑嘉禾生茎双穗，凡六十有四”。这大概指的是西苑的御田长出了特别的稻穗，寓意着天下丰收。明世宗不禁大喜，遍告百官，让大家一同欢庆。

　　说来说去，古代皇家园林中这些所谓的“祥瑞”，大多是“人为”的成果，还有一些可能属于偶发的自然现象，与吉凶没有直接的关联。许多人对这“神奇”的祥瑞信以为真，无非是想表达一种美好的向往与期盼，但归根结底，并不能改变历史与自然的发展规律。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