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料图为杨莉珊。 中新社发 受访者供图
杨莉珊2022年6月当选中国香港(地区)商会会长。约30年前,还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她,就曾被从香港派驻到内地工作,见证了内地飞速发展与变化。
“我记得在1993年时,作为港人到内地工作,公司会提供一些补贴,因为考虑到当时内地的生活还不是很便利。但近30年过去,像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样的城市已经发展得非常好,配套设施很完善,越来越多的港人、国外的专业人士,也都愿意到内地来工作、生活。”杨莉珊说。
同样是在1993年成立的中国香港(地区)商会,今年进入第30年。“目前我们有近80家公司会员、100多位个人会员,以在北京发展的港企、港人为主。”杨莉珊介绍,今后,中国香港(地区)商会将重点从加强商务往来、增进文化交流,及促进港人港企深入了解国家政策等方面着手,组织开展更多活动。
“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港人港企了解更多新的政策、法规,并组织一些论坛、宣讲会等,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内地的发展。”杨莉珊说,对于“十四五”规划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等,商会也会更多组织实地考察等活动,让港人港企更加深入地了解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
杨莉珊还十分关心香港青年的发展。她表示,中国香港(地区)商会将持续为香港青年学生提供平台,包括提供实习机会等,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,也会为他们在内地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等提供帮助。
“其实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眼光可以看远一点,因为内地可以提供的机遇是很大、很广阔的。”杨莉珊认为,在打开视野的同时,她也希望香港青年能够了解国情、了解政策,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机遇、把握机遇。
作为爱国港人、港商,杨莉珊经常在香港报章上发表言论文章,跟进时事,同时也介绍国家的发展。“因为我很早就到内地参与工作,见证了过去近30年国家的发展变化,所以想把一些新的政策、机遇,和更多人分享,这也是我想要做到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体现。”她说。
在杨莉珊看来,过去几年,香港经历了“修例风波”,又遇到新冠疫情,经济和社会受到冲击,但在阴霾过后,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、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优势仍然明显,且香港背后始终有国家支持,在与内地实现通关后,未来有望再次实现“腾飞”。
正在参加北京市两会,杨莉珊还表示,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,是未来香港发展的新亮点,这两个方向与北京的发展更是“不谋而合”,香港与北京可以加强合作,实现优势互补。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,她也在提案中建议北京加强人才建设、为女性提供更多生育保障等。
“香港的未来,一定会与内地更加紧密地融合。”杨莉珊说,香港与内地通关后,相信会有更多港人港企愿意来到内地发展,而要“做大做强”,一定要用好国家的支持。(完)
国是访问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“高”在何处?****** 文/李晓喻 今年以来,中国再次释放出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。高水平对外开放,究竟将“高”在何处?哪些领域的开放措施值得期待? 针对这些问题,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综合研究室主任杨长湧近日接受了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。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 国是直通车:您如何评价中国当前对外开放所处的阶段和水平?对外开放的“高水平”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? 杨长湧:中国对外开放经过40多年历程,已经迈向高水平阶段,这是与中国经济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。在新形势下,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”,我理解这种“高水平”可以概括为五个“更”。 ——更大范围。当前,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在开放方面的差距仍比较大,开放不平衡、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就要求推进更大范围开放,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,通过共建“一带一路”,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,打造国际运输和物流大通道,让中西部内陆沿边地区更多、更快、更好地融入对外开放大局。 ——更宽领域。中国制造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,但服务业开放程度仍相对不足。因此,要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,在电信、互联网、教育、文化、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推进开放,应当成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之一。此外,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也是拓宽开放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。 ——更深层次。核心就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。目前国际新一轮经贸规则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,就是从“边境上”向“边境后”推进。在此情况下,作为开放大国,中国“边境上”开放程度已经较高,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就不再是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,而是要顺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、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,把着力点放在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方面。 ——更加主动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开放都处在“顺风顺水”的国际环境中。但随着逆全球化加剧,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抬头,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更加主动,包括主动扩大“朋友圈”,主动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,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等。 ——更重安全。考虑到全球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,越是开放越要统筹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。 国是直通车: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,逆全球化思潮抬头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何考虑和现实意义? 杨长湧: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需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大势。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,但是从历史长周期来看,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。基于这个判断,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,它的意义或者说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 第一,当前逆全球化加剧的根源之一,是某些大国不去承担应尽的责任,而选择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第一大货物贸易国,中国高举开放旗帜,坚持合作共赢,以中国的新发展为全球提供新机遇,是给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“强心针”,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动力。 第二,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。二十大报告明确,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。要推进高质量发展,就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。这一新格局绝非封闭的国内大循环,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。因此,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组成部分。 第三,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重要作用。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仍有一些难啃的“硬骨头”,需要充分借鉴过去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宝贵经验,通过高水平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,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力量。 国是直通车:制度型开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带来哪些作用? 杨长湧:现在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两个重要载体,一个是海南自贸港,另一个是自贸试验区。 海南自贸港通过推动贸易、投资、人员进出、运输来往、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,以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,将探索新路径、积累新经验,同时自贸试验区在投资、贸易、金融、政府治理等方面也会加大试验力度,这些都将有助于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,成为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优良场所。 另外,在制度型开放指引下,今后中国将加快推进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,推进内外贸易一体化,深入贯彻落实《外商投资法》,这将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同台竞技提供良好舞台。现有的一些自贸协定谈判也会加快进度。 国是直通车:过去一段时间,中国都是以开放促改革,有人认为当前形势下,中国更应该以改革促开放,您对此怎么看?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哪些领域的改革需要加速推进? 杨长湧: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一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。下一步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确实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制度环境来保障,而且随着开放从“边境上”深入到“边境后”,很多开放内容都涉及国内规则、规制、管理和标准,也需要强有力的改革作为支撑。 同时也要看到,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性并没有削弱,这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加入CPTPP(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)、DEPA(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)的重要原因。 关于下一步需要重点改革的领域,其实还是要紧紧扭住一个目标,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。在这个目标之下,很多改革的方向就比较明确了,比如推动内外贸一些法律法规、监管体系和标准相衔接,推动实施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等。 国是直通车: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,如何兼顾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? 杨长湧:我想应当是坚持问题导向。既要重视开放领域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,比如贸易摩擦、出口管制等,也要重视解决新形势下,特别是新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新安全问题,包括粮食安全、能源资源安全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。要从过去的产业合作逐步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思路,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机制安排,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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